伊朗“折叠”：山脚下的人、沙漠里的人与戴面具的人 - 澎湃
那一晚，伊朗赢了美国，足球赢了世界1997年12月4日，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抽签仪式上，当负责抽取C池球队的法国球星马里乌斯-特雷索尔出场时，台下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和掌声。此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负责主持抽签仪式的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面色正在逐渐改变。刚开始还挺开心根据当届比赛的抽签规则，32支球队被按照所在足联被分在四个池子中，抽签顺序为A池（东道主和7个种子队）、D池（非洲和中北美球队）、B池（欧洲球队）和C池（亚洲和南美洲球队）。日本队最先被分到H组，此时布拉特表面上还能笑得出来，心里却盼着伊朗队赶紧被抽出来。但随着沙特阿拉伯队和韩国队先后被抽出，分到了E组和C组，布拉特发现他们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即将成为现实。伊朗队被抽出来的时候，能去的只有F组，同组对手有德国队、南斯拉夫队和美国队。特雷索尔抽完之后，台下鸦雀无声，场面与他刚出场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抽出伊朗人都傻了抽签现场还把32支球队的当家球星请到了现场，每抽出一支球队，就有一名球星进入现场落座。美国队被抽出来时，美国球员维纳尔达还能和旁边的德国门将科普克谈笑风生，但在伊朗队将成为他们在小组赛中的对手后，维纳尔达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该说点什么好呢……还是闭嘴吧”抽签结果揭晓后第二天，“美国队将与伊朗队在世界杯上对决”几乎成了全球的焦点，美国媒体对“美伊之战”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世界杯本身。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这场比赛时，美国足协主席、曾担任洛杉矶快船队总裁的艾伦·罗森博格回答道：“我想这场比赛一定会载入史册，足以成为‘万赛之母（the mother of all games）’。”罗森博格（左）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德黑兰也因这一抽签结果陷入了短暂的动荡之中，伊朗报纸称这场比赛为”世纪对决“。世界杯分组出炉一周后，伊朗足协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万封信，里面的内容大致相同：与美国队的比赛，绝对不可以输。自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与美国便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两伊战争中，美国在战争初期向伊拉克援助了大量的武器，并禁止向伊朗空军提供备用零件。战争进行到后期，美国不仅为了保护自己的石油运输而对伊作战，还曾击落过伊朗的民航客机，造成290人死亡。两伊战争造成了伊朗近50万人伤亡，但相比伊拉克，伊朗百姓更多地把这笔账算在了美国头上。伊朗后卫哈克普尔回忆道：“世界杯之前，我们在国内进行训练时，人们会把训练场围得水泄不通。观看我们训练的并非全是球迷，也有很多是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他们流着眼泪，唱着歌。如果你见过这种场面，你就会明白，你绝不能辜负他们。但是从你这样想开始，你的身上也背负了巨大压力。”球迷的这种情感让每一名伊朗球员都备受鼓励，但对于主教练贾拉勒·塔莱比而言，却是不能承受之重。塔莱比球员时代的塔莱比就是伊朗国脚，退役之后他还曾在切尔西学习足球教练课程。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塔莱比带着家人逃到了阿联酋，并在1983年移居美国。塔莱比始终保留着伊朗人的身份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为妻子在美国开了一家素食餐厅，他的孩子们也在美国接受了教育，自己则为了养家糊口来到了离伊朗很近的阿联酋，执教一支当地球队。1997年，为了冲击法国世界杯，伊朗足协聘请塔莱比担任伊朗国家队技术总监。不过在法国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伊朗足协就解雇了原来的主教练，把塔莱比扶正。外界普遍猜测，伊朗足协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塔莱比对美国队更了解，似乎在伊朗人看来，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对手都不重要。塔莱比说：“全世界的伊朗人，都在关注这一场比赛的结果。我在想，我们肯定要赢下这样一场比赛，但是我应不应该仇恨美国队的球员呢？美国与伊朗断绝了关系，并经济制裁了伊朗20年，让这个国家陷入艰难的境地。我们的球员都是在制裁与战争中长大的。比如阿齐兹，他小的时候踢得不是足球，而是包着石块的布包；马达维基亚在15岁时感染了布鲁氏病菌，因为美国的制裁，他没有可以用的药，差点瘫痪。”“当这一代人在战火中瑟瑟发抖时，他们绝对不会想过自己能有一天能踢世界杯。但我呢？我的孩子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因为在伊朗他们无书可念。我当然不喜欢战争和制裁，但美国也给了我们家落脚之处。我认为，不要把复仇的情绪带到体育赛场上，因为那是政治上的悲剧，而不是体育上的。就我对美国人的认识，他们不会把在体育领域遭受的失利看作是一种报复，如果他们那么想，我们带着仇恨的情绪赢下了比赛，又有什么用呢？”伊朗这边枕戈待旦，美国这边也没有丝毫马虎。美国中情局早早地就行动起来，世界杯开始的前半年，中情局给法国政府陆陆续续发去了几千份档案，要求美国政府不得向这些人颁发签证或是销售世界杯门票，理由是这些人涉嫌与伊朗政府有合作，或是敌视美国，有可能在法国做出对美国队不利的行为。足球被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所笼罩，这是国际足联不愿意看到的。为了让世界杯回归纯粹，国际足联也行动了起来。在世界杯开始前，国际足联宣布，将6月21日定为当年的公平竞赛日，这一天“刚好”是伊朗队与美国队比赛的当天。布拉特如临大敌国际足联媒体官员迈赫达德·马苏迪被布拉特任命为伊朗队与美国队的协调员，美伊之战的大小事务也由他全权负责。马苏迪出生于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和全家人移居加拿大，他对伊朗和美国的底线都知根知底，由他来处理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早在抽签当天，熟知抽签规则的马苏迪，在看到德国、美国和南斯拉夫被抽出来后，突然脱口而出：“天啊，这样来看伊朗很有可能和美国一个小组，那样的话这场比赛绝对是世纪之战。”在抽签结果揭晓后，马苏迪兴奋地喊道：“天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比赛！”马苏迪向美国足协和伊朗足协传达了国际足联的精神：“国际足联呼吁其成员协会，从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出发，尊重公平竞赛的理念和重要性，让比赛回归足球本身。”马苏迪告诉美伊双方，国际足联愿意在双方尊重这一精神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满足两国在世界杯期间的要求。伊朗足协和美国足协都对此表示认同，并提出了各自的要求：伊朗不希望在比赛中看到任何反对伊朗政府的行为出现，而美国政府则要求国际足联与法国政府一道，保证美国队的安全。马苏迪答应了双方的要求。多年后马苏迪谈到这件事依然心潮澎湃不过，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队主教练斯蒂夫·桑普森在抽签结果揭晓后就被罗森博格要求“注意言论，不要发表政治相关言论”，但桑普森对这一要求十分不满：“国际足联和美国足协都不希望我灌输暴力言论，让比赛变得政治化，但在我看来那是历史。伊朗政府曾把我们的公民扣为人质（指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我们的球员还年轻，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们不懂这场比赛对两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些美国媒体也指责国际足联和美国足协的这一要求是在破坏美国的言论自由。美国媒体则报道称伊朗在世界杯期间进行敌对行为，因为自从抵达法国之后，美国队就多次收到恐怖袭击警告。美国媒体怀疑这些恐怖组织都受到了伊朗的指使，并在国际社会上向伊朗施加压力。面对美国媒体的指控，伊朗的反应极其激烈，不仅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来，还反过来指责美国在世界杯期间挑衅伊朗。伊朗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世界杯期间敌视伊朗政府的各个团体根本没闲着。伊斯兰革命之后，许多敌视伊朗政府的人都移居海外，并形成了若干个反对伊朗的组织。在法国世界杯开赛前夕，有的组织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中攻击伊朗政府，有的则跑到伊朗队驻地外面拉条幅示威。在这些组织当中，最不能被伊朗政府容忍的是“伊朗人民圣战组织（下文称MKO）”，该组织自从两伊战争之后便长期接受萨达姆的资助，被伊朗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法国世界杯开赛前，MKO组织多人上街派发攻击伊朗政府的传单，并计划让成员穿着印有该组织头目玛利亚姆·拉贾维照片的T恤进场看球。与此同时，MKO还购买了7000张伊朗与美国比赛的门票，让MKO成员入场看球，并计划在球场内展示反伊朗政府的标语和图片，要知道承办美伊之战的里昂热尔兰球场的总容量才42000人。MKO以及与其有关联组织在世界各地一直有活动MKO如此活跃，不仅让国际足联感到恐慌，也让伊朗政府质疑起了国际足联的承诺和组织能力。马苏迪后来回忆道：“在那场比赛之前，我不止一次被伊朗足协主席法拉哈尼质询，‘国际足联是否真心想要一场与政治无关的比赛？你们是否真的有魄力和手段，履行自己的诺言，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回答：‘我们能做到。作为一名伊朗人，我也一定会履行我的承诺。’”马苏迪通过外交渠道得到了法国政府进一步的支持。“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的真面目被法国媒体报道后，很快受到了法国国民的厌恶；法国警方向美国队和伊朗队的驻地加派了警力，两支队伍的安保压力也大大地减轻；美国政府也在调查后作出澄清，称对美国队恐怖袭击的警告是由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布的，还了伊朗的清白。随着6月21日的临近，问题在马苏迪的努力下被陆续解决。然而就在比赛前一天的赛前准备会上，法拉哈尼告诉了马苏迪一个坏消息：“伊朗球员收到了指示，不能主动走向美国球员握手。这不是由伊朗足协下达的指示，而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达的。”哈梅内伊根据国际足联规定，在国际比赛中，客队球员需要主动走向主队球员进行赛前握手。而根据赛程安排，美伊之战中，美国是主队，伊朗是客队。马苏迪说这是规则，无法变通。但法拉哈尼的解释让马苏迪明白了哈梅内伊的想法：无数伊朗人也在聚焦这这场比赛，伊朗人并不全都懂足球，但他们将国家的荣誉和尊严视作生命。如果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伊朗球员主动走向美国球员，很可能会将这一行为曲解成‘伊朗向美国做出让步了’，那将是伊朗人无法接受的，哈梅内伊和伊朗政府也将最先遭受到国内的舆论压力。赛前准备会立即变成了国际足联、伊朗足协和美国足协的三方会谈。美国足协的代表是官员汤姆·金，在了解到伊朗的顾虑之后，汤姆·金在获得了罗森博格的批准后表示，美国可以做出让步，让美国队的球员主动走向伊朗队的球员。但此时，一些与会的国际足联官员却不肯让步，他们坚持规则就是规则，就算美国同意了也不行，会议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当值的瑞士主裁判梅尔开口了:“既然如此，就谁也别走向对方了。明天是国际足联公平竞赛日，为什么不让两支球队走向对方，走到一起，我们拍一张照片呢？”当值主裁梅尔，非常有个性的一位裁判梅尔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由于6月21日还有另外2场比赛，马苏迪立即给负责另外两场比赛的同事打电话，让另外四支球队在赛前也进行相同的仪式。一名同事对马苏迪说到：”想法很好，我们肯定会做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让阿根廷队与牙买加队握手很容易，让德国队与南斯拉夫队握手也不难。但是万一伊朗人不肯和美国人握手呢？“马苏迪说：”我向你保证，他们会去握手的。“********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后厂村体工队********赛前发布会上，两队球员最大程度避免谈到政治话题。美国队中场球员塔布·拉莫斯在赛前发布会上说：“虽然我们很重视与伊朗队的比赛，但我认为伊朗球员比我们更看重这一场比赛，对他们而言，这场比赛有着更深的意义。”而在伊朗进行赛前发布会时，有想搞事情的美国记者问伊朗球员：“美国球员说他们没人说过要为克林顿比赛之类的话，那你们为哪个人而战呢？”马达维基亚回答：“我们不为某一个人而战，而是为了所有伊朗人民。”马达维基亚比赛的当天，热尔兰球场外人山人海，法国警方则如临大敌。除了原本的安保人员之外，他们又增派了150名警察，布置在球场内和看台上的各个角落。比赛开始前，马苏迪就已经给警方补过课，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法国警察，愣是记住了所有的反伊朗政府标语、图案和人像，每一名球迷携带的旗帜、标语都要通过仔细检查。当天热尔兰球场的安保级别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直升机在天上盘旋，特种部队也被部署在球场周围，警犬顶着高温巡逻了7、8个小时，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精疲力尽。不过MKO在发现了法国警方的行动后，立即改变了策略。他们就像电影《逃离德黑兰》中那样，将标语裁剪成若干个布条，由组织成员分别带进场内。他们还把印有拉贾维头像的T恤贴身携带，以躲避法国警方的搜查。马苏迪在开始前收到了法国警方的报告，称大概有3000人将政治标语和T恤带进了场。此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马苏迪立即联系了信号制作方和各个摄影机位，告诉他们避开所有政治标语和印有头像的T恤。现场警察可忙坏了马苏迪忙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塔莱比正在给伊朗球员们做最后的动员，他对球员们说：“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球场内有仇视我们国家的标语，也会有人给你们喝倒彩。但我希望你们记住，此时此刻你们是在代表你们的国家在比赛，你们在捍卫所有伊朗人的尊严和荣誉。忘记一切，只需要记住伊朗和足球，这就是你们来到这里的根本原因。”当所有球员站在通道内的时候，马苏迪惊喜地发现每一位伊朗球员的手中都拿着一束象征着和平的白玫瑰。法拉哈尼对马苏迪说：“我们会把这束花送给美国队的球员们。”马苏迪笑着问道：“这也是最高领袖的指示吗？”法拉哈尼说：“不，这是全体伊朗人民的心愿，我们有义务在这个舞台上，向世界展示伊朗美好的一面。”美伊之战吸引了无数摄影师，看台上的球迷也拿出相机准备记录这场有史以来最具有意义的比赛。闪烁的闪光灯让热尔兰球场亮如白昼。在演奏完两国国歌之后，两队球员迎面走向对方，伊朗球员将手中的白玫瑰一一献给了美国队的球员，球场内顿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梅尔的引导下，两队球员站在了一起，留下了这张足球史上最伟大的一张合影。那张合影梅尔在合影时感动地留下了热泪，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21年的执法比赛生涯，因这一场比赛，因这一刻而变得有意义。”无论后来的人们对两队在赛前握手送花的环节怎样津津乐道，90分钟的比赛才是重头戏，那场比赛也确实改变了许多球员的命运。美伊之战的前一轮，美国输给了德国，伊朗输给了南斯拉夫，这场比赛对两队而言都不容有失。桑普森在赛前就要求美国队员们主动进攻，这让伊朗队在前30分钟打的很被动。不过这都在塔莱比的计划之中，他在赛前对球员们说：“美国人无论做什么，都带着百分之百的自信，哪怕是在他们不擅长的足球领域。当他们过分自信的时候，我们的机会就会出现。”虽然美国队的射门两次击中横梁和立柱，但伊朗队并没有退缩，两队拼抢的动作也逐渐变大。梅尔被迫在第7分钟就出示了黄牌。梅尔后来回忆：“那场比赛我的执法压力之大，不仅前所未有，在此后也在没有过。我拼命的想掌控局面，如果不对球员们的动作做出限制，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生冲突，那我们在赛前的努力就白费了。”比赛很激烈比赛还是出了意外。第20分钟，伊朗队前锋阿齐兹获得了单刀球机会，出击的门将凯勒将他扑倒在地，但梅尔没有吹判点球。事后梅尔承认这是一个误判：“当时我的视线受到了阻挡，没看到完整的过程。阿齐兹很生气，我认为如果我要是判点球，那也得把凯勒罚下，比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的错误，那是一个红牌加点球的判罚。”但看台上的伊朗球迷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裁判偏向美国队，所说的公平竞赛不过是谎言，一时间嘘声四起。而看到机会的MKO成员立即拉起了横幅和政治标语，并喊起了政治口号。由于看台上大家都是混着坐的，一时间看台上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混乱和小规模的冲突。但此时马苏迪的安排起到了关键作用，所有的摄像机位都把镜头对准了球场内而不是看台上，摄影师也把心思放在了比赛上，只有少数用于官方记录的摄像机把看台上的画面拍了下来。MKO成员还想冲入球场，制造更大的混乱，但看到看台下面150名训练有素、眼神凶狠的特警时，他们犹豫了，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就在此时，伊朗队率先取得了领先，前锋埃斯蒂利头球破门。进球后的他泪流满面，狂奔到场边。伊朗球迷的愤怒烟消云散，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上取得领先。原本闹事的MKO成员突然安静下来，他们也是伊朗人，只是政治立场不同，此时的他们突然变得不知所措。进球之后全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马达维基亚再入一球，彻底杀死了比赛。看台上的伊朗人陷入了疯狂，而原本闹事的MKO成员加入到狂欢的队伍中来。他们淘汰了美国队，赢下了这场事关国家荣誉的比赛。伊朗国内沸腾了，德黑兰彻夜无眠，有的开着车在街上摁着喇叭，有的在街头载歌载舞，女球迷摘下了头巾，相拥庆祝，宗教警察并没有制止她们，而是笑着看她们庆祝。虽然后来伊朗还是止步小组赛，但战胜美国队带来的喜悦，让伊朗人足足庆祝了一个月。进球功臣埃斯蒂利成为了伊朗的民族英雄，下到5岁的孩子，上到95岁的老人，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伊朗队庆祝胜利伊朗队庆祝胜利梅尔在比赛后找到塔莱比，承认自己出现了误判。塔莱比宽慰梅尔，说谁都会犯错，抛开那个误判，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裁判。这不是塔莱比的客套话，即便回到伊朗之后，他也多次为梅尔开脱。美国队输掉了比赛，但球员们并没有为此感到沮丧。美国后卫阿古斯说：“虽然输球，但是我想我们两队在90分钟内所取得的成就，比政治家们20年的努力还要多。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实际上，不仅国际足联和两国足协在努力促成这场比赛，社会各界和各国政府为了这场比赛能够顺利进行，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受美国的影响，法国政府此前一向对伊朗态度强硬，但在抵达法国后，伊朗球迷却发觉自己并没有因伊朗与西方糟糕的关系而收到冷落。美伊之战开始前夜，许多美国球迷主动向伊朗球迷示好，他们的照片也登上了多国媒体的头条。一堆伊朗球迷里的美国球迷美伊之战结束后，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期待与伊朗队的比赛，是打破我们之间隔阂的开始。感谢伊朗总统促成了我们之间的交流，让我们了解到彼此丰富的文明。”当时担任伊朗总统的是穆罕默德·哈塔米。哈塔米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他治下的伊朗也被看做是伊斯兰革命后最开放的时代。哈塔米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批驳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对抗论”，提出了“文明对话论”，倡议不同的文明通过对话来增进了解、解决问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2001年也按照他的建议，成为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年。法国世界杯期间，哈塔米的另一番话获得了国际足联的高度赞扬：“政治上的噩梦，绝对不能成为足球上的噩梦。”因此，虽然美伊之战被看做是最纯粹的足球比赛，但也在多年后被英国《442》杂志称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具政治色彩的比赛。美伊之战让美国和伊朗看到了与对方和解的希望。2000年1月16日，应美国足协邀请，伊朗队访问美国，两队在帕萨迪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比赛在友善的氛围下进行，两队最终战成1比1平。当时已经成为美国足协高级总监的汤姆·金说：“因为乒乓球，我们与中国结下了友谊，并促成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足球，能够让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法拉哈尼则发出邀请，希望美国队也能回访，双方约定，下一场比赛就在德黑兰进行。美伊之战让美国与伊朗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2001年美国发生“9.
伊朗裔美国人在美国自由发展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Los Angeles, California），有一个地方人称小波斯（Little Persia），别名“德兰矶”（“Tehrangeles”，对德黑兰[Tehran]与洛杉矶[Angeles]的合称）。在这里可以买到最新的波斯流行歌曲，浏览波斯风格艺术画廊，或享受一个玫瑰水冰淇淋，而买东西的人往往用波斯语交谈。 阿里·卡沙尼-拉斐伊（Ali Kashani-Rafye）于1970年代在这里开了一家波斯风味的冰淇淋店，取名叫“藏红花与玫瑰”（Saffron & Rose）。这是他在德黑兰学到的传统手艺，一直延续至今。他们一家人所在的南加州，现在有大约50万伊朗裔美国人，规模在全美首屈一指。 阿里·卡沙尼-拉斐伊的孙子弗雷德·帕普恩（Fred Papen ）说，“‘藏红花与玫瑰’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来自美国各地的伊朗人——甚至是从伊朗来的人——到我们店里买冰淇淋。”弗雷德·帕普恩是“藏红花与玫瑰”的第三代主人。 洛杉矶市（City of Los Angeles）树立的“波斯广场”(Persian Square)标牌正式肯定了当地庞大的伊朗裔美国人社区的贡献。 (©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多元群体 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在1979年伊朗革命（Iranian Revolution）爆发前的年代里陆续移居美国，其中大多数是英语流畅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为逃离那场革命而出走海外的伊朗人，使美国的伊朗裔人口激增。 据估计，美国的伊朗裔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主要集中在洛杉矶——洛杉矶和加州其他地方共占二分之一，其次是纽约（New York）和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地区。 美国的伊朗裔群体中包含许多民族，不仅有波斯人，也有阿泽尔人（Azaris）、库尔德人（Kurds）、阿拉伯人（Arabs）、卢尔人（Lors）、俾路支人（Balochs），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虽然许多伊朗裔美国人是穆斯林，但是，巴哈伊教徒（Baha’is）、基督教徒（Christians）、琐罗亚斯德教徒（Zoroastrians）也是伊朗裔美国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这个新家园享有奉行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 吉米·贾姆希德·德尔沙德（Jimmy Jamshid Delshad）是出生在伊朗设拉子（Shiraz）的犹太人。他曾两次在有很大比例的伊朗犹太居民的加州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当选为市长。他在2007年第一次当选后对《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说，“在伊朗作为一个犹太孩子，我曾是二等公民。我希望通过我的榜样，在美国为其他像我这样的人打开大门。” 伊朗裔美国人2015年在纽约一年一度的波斯游行（Persian Parade）活动上表演，欢庆波斯新年诺鲁兹（Nowruz）。(© Richard Levine/Alamy) 在美国数以百计的伊朗裔美国人文化、宗教和专业组织中，有许多是艺术团体，尤其是音乐和文学团体——对伊朗政权大力压制艺术自由的反弹。在电影、广播和电视台、节庆活动和音乐表演中都有波斯艺术家的身影，其中包括著名古典吉他手莉莉·阿夫沙尔（Lily Afshar）和导演兼电影剧本作家拉敏·巴赫拉尼（Ramin Bahrani）。 成就卓著的群体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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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尼之死掀反政府「頭巾革命」 伊朗百年政局如何牽動女性
美国反对有核伊朗的可行方法
伊朗“折叠”：山脚下的人、沙漠里的人与戴面具的人_思想市场_澎湃新闻-The Paper按：从2019年岁末到2020年的开端，伊朗成为了国际新闻的焦点。岁末一纸油价上涨的指令促发了底层困顿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抗议从伊朗相对贫困的城镇爆发，很快蔓延到首都德黑兰，被一些媒体称作“燃油抗争”。随着特朗普在美国上台，伊朗迎来了经济寒冬，货币迅速贬值，生活成本增高，每一次物价上涨对于本就脆弱的底层民众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2017年末，伊朗的底层社会就因鸡蛋涨价而走上街头，引发全国多个城市大规模骚乱。两年后，底层的生存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在经济持续下行中更加恶劣，人们也越来越愤怒。这场抗议随着示威者被镇压而最终平息了下来。然而，死亡数字至今仍是个黑洞，给整个社会留下了巨大的伤口。新年伊始，另一则关于伊朗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国“定点清除”。事实上，苏莱曼尼之死仿佛给这个内忧外患之下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百万民众在政府的动员下上街悼念“民族英雄”，紧紧团结在政府背后抵抗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然而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了几天之后，迎来了戏剧性反转：满载伊朗裔知识精英、从德黑兰飞往多伦多的乌克兰客机坠毁。试图掩盖的真相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戳破——政府承认，飞机是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击中的。抗议再度爆发，学生和中产阶级走上街头，痛斥这个“遍布谎言、高度腐败的国家机器”。最近这两场针对政府的抗议，一个属于底层、一个属于中产。在伊朗，二者不止经济分化严重，而且在文化上经常以“世俗VS宗教”/“现代VS保守”的面孔彼此对立，将对方看作理想社会的包袱。本文作者2016年和2018年两度造访伊朗，在文中，她尝试抛开普遍理解伊朗的“世俗VS神权”的假面，向下切入政治经济结构，进而理解伊朗社会危机的病灶。德黑兰街头交警。伍勤/摄影。本文配图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作者拍摄。驱车从德黑兰的北部驶往南城，地势随着山体的坡度一路下降，城市愈发显得破败和嘈杂，贫民窟屡见不鲜。在目之所及的城市景观发生变化之前，车窗缝隙钻进来的愈渐干燥的空气，让皮肤与嗅觉先行感知到了掩藏在城市外衣之下的地表变化。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 Mountains）位于里海的南岸，南部的山坡上坐落着德黑兰这座容纳了伊朗八分之一人口的、过度饱和的城市。自北向南，城市从山脚向下延展开，直入沙漠。德黑兰的地形过分直白地再现着它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产者和无产者自北向南、由高到低渐次分布，住在山脚下的有产者俯视着围困于沙漠的贫苦大众。德黑兰的城市地理“断层”也是整个伊朗社会的缩影。在伊朗社会，中产阶级与底层之间的割裂是触目惊心的，除却物理空间的区隔之外，在文化上还时常以“世俗VS宗教”/“现代VS保守”的不同面孔表现出来。两个世界的悲欢、道德与对正义的感知并不相通。然而，这些年来伊朗的内忧外患，让即便是中上阶层的伊朗人也脆弱不堪，倘若通货膨胀影响的主要是收入微薄的“沙漠里的人”，那么如跳水般的货币贬值，则折磨着生产消费高度依赖全球经济的“山脚下的人”。就像这个城市坡度所隐喻的：往下走是那么容易，向上走却难如登天。“沙漠里的人”2018年初，我来到伊朗，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因鸡蛋涨价而引发的中下阶层暴动，德黑兰暴动的“心脏”就在城南。我在德黑兰时主要穿行于遍布公园、书店、购物中心和连锁超市的城北，在那些中产阶级的城市空间中，穿着鲜艳而得体的人们在街道间遛狗、散步、骑自行车和跑步。而越往南走，就越感到陌生和紧张：街道开始变得逼仄，摩托车横冲直撞，宣礼声也似乎愈发响亮，街上乱跑的孩子和穿着黑袍的妇女明显增多。沿街的小商店贩卖着各种廉价商品，高密度的修理铺和水烟馆标记着与城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朗最大的毒品交易市场也在城南，街头弥漫着犯罪的气息。“沙漠里的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都花在祈祷和朝圣上，生活消费则围绕着大巴扎打转。不过，他们的高度依赖的大巴扎的店主们则通常住在城北，在现代的购物中心里消费。伊朗的传统社会由清真寺-巴扎-社区构成，尽管这个格局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四十年里一再缩水，但大致仍延续着革命前的面貌。清真寺和巴扎一直以来都是“沙漠里的人”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和教育空间，这些场所无一例外由男性主导，女性则大多躲在一袭黑袍之内。周五主麻日，信徒们纷纷走入清真寺听伊玛目宣讲，这些讲话内容不仅是宗教的，更多时候是政治的，社区的清真寺扮演了传统社会民众了解国际政治最重要的场所，“Marg bar America/Marg bar Israel”（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穿插于宣讲之间的集体口号。伊玛目全部由政权委任，这些政治宣讲也必然服务于宗教保守派的利益。德黑兰街边的书摊。在抵入城南后，我几度请求下车观察，都被开车带我们来的朋友帕尔瓦阻止了——“你们东亚人的面孔太招摇了，在这里很可能会被抢劫。”帕尔瓦的父亲是参加过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库尔德游击队员，她受到父亲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最终无法忍受伊朗的经济困顿而前往外国读书之前，她长年在德黑兰城南的阿富汗难民社群中做志愿社工，帮助难民的子女更好地融入伊朗社会。在“沙漠里的人”中，阿富汗人也是处于最底层，他们住在城南，却通常在城北的建筑工地工作，建设山脚下的高楼大厦。除了生活困窘外，他们还饱受波斯人的歧视——尽管他们大多与伊朗人一样是什叶派信徒，但巴列维王朝时代盛极一时的波斯民族主义在今天被许多人重新调用，以反制政治伊斯兰，反过来也培育出了种族主义的沃土。而伊朗政府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不断征召平民入伍，内部的经济寒冬和对外的“穷兵黩武”让民间对此怨声载道，政府便以授予合法身份作为诱饵鼓励阿富汗难民替代伊朗人参军打仗。一路上，我们感慨着帝国主义逻辑的再生产机制，中心与边缘在全球不均衡体系的不同区域间瞬息转换——伊朗痛恨美国的霸权政治，却在中东区域内重复着相同的逻辑。跳蚤市场里卖旧货的老人。帕尔瓦提到，刚刚结束（2018年初）的那场在社会中下层爆发的示威中，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你们把我们的钱花在了叙利亚和也门，我们就要饿死了。”国际制裁导致境外投资的撤离，正式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量来自外地小城镇的人口涌入德黑兰城南的贫民窟，在非正规劳动市场中成为廉价而顺从的劳动力。每一次通货膨胀，对底层的冲击都是巨大的。终于，愤怒而绝望的中下阶层年轻人在伊朗各大城市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执政无能。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以大量抗议者被捕而被平息。我记起2016年夏天第一次来伊朗时，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5年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对伊朗的长期制裁被解除了。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改革派当政，制裁解除，伊朗很快就会‘正常化’。” 2016年，伊朗的GDP暴涨了13.
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研究*